栖居于语言的诗人，在失去故乡后如何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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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五卷，为免费内容。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 年生于谢泰伊涅，波兰诗人、翻译家、散文家。他曾是持异见者，旅居法国，定居美国，1980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20 世纪 90 年代，他返回波兰定居，2004 年逝于克拉科夫，安息于波兰的国家圣殿瓦维尔大教堂。
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 年生于列宁格勒，1964 年以“社会寄生虫罪”被流放。1972 年被驱逐出境，在诗人奥登和其他支持者的帮助下定居美国。1987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96 年逝于美国，葬于威尼斯，终其一生没有返回祖国。
《米沃什与布罗茨基》着眼于这两位 20 世纪最著名的流亡诗人，诗人们的亲密朋友、流亡作家伊雷娜·格鲁津斯卡·格罗斯以布罗茨基流亡美国后收到米沃什写来的第一封信为开端，深入探索他们的人生与创作，他们的诗歌与爱情，一直写到他们最终的死亡。这既是他们的友谊之书，也是一本切入点独特的双人传记。
经“野望”授权，我们节选了本书第五章《在帝国阴影下：俄罗斯》分享给读者。
沙皇与艺术家／诗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沙皇与散文作家、电影制作者、作曲家之间的关系，这是贯穿于俄国历史的一个传统主题，尤其体现在斯大林主义的鼎盛时期。比如，斯大林对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作品的著名干预，甚至已经成为一些传奇逸事的来源。布罗茨基延续了俄罗斯的文学传统：文学和国家之间没有间隔。诗歌是一种终极的现实，它“解决”某些事情，它的力量比物质的力量更强大。通过写诗，曼德尔施塔姆“侵入”了斯大林的私密领域。“如果我是斯大林，”布罗茨基以惊人的暴力对沃尔科夫说，“我会立即割断曼德尔施塔姆的喉咙。我会意识到他侵犯了我，僭越了界限，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或者更令人震惊的了。”在 1993 年写给詹姆斯·赖斯（James Rice）教授的一封信中，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只是没有那么强烈。这首诗，半是讽刺，半是颂歌，而不是表达恐惧或矛盾心理，它是一次有意义的反击。这显然是对这首诗的真诚的赞美，同时在过度的赞美之词中巧妙地包含了批评的暗示。布罗茨基惊叹这首诗对“沙皇”构成的挑战，以及诗人将自己放到一个与沙皇平起平坐的位置所体现出的胆大妄为。
我们如何理解沙皇与诗人之间的特权关系？安娜·阿赫玛托娃和玛丽娜·茨维塔耶娃都曾写过，普希金的名字抹掉了折磨他的沙皇的名字——他和沙皇生活的那个时期，被称为“普希金时代”。南非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J.M.库切也对语言与权力之间关系的问题很感兴趣。在思考政治时他写道：“唯有以倒退到严格的形式主义为代价，才可能回避曼德尔施塔姆的真诚性的问题，及其政治和道德含义。”不过随后他得出了一个与布罗茨基类似的结论。斯大林似乎对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如何将他的形象传递给后代特别敏感。没有一个公认的伟大诗人在他的大清洗中被杀害，至少没有被有意杀害；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要给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并询问曼德尔施塔姆作品的价值。这种关系是相互的：诗人也明白他们的语言的重要性。一首伟大的诗篇对于斯大林是一种威胁，用库切的话说，这也解释了“曼德尔施塔姆为掩盖这种威胁，不惜自我贬低地奉承，对斯大林是否高兴表现出过度的在意”。这些都是曼德尔施塔姆试图掩饰的“僭越冲动”。库切写道，从那种对峙来看，曼德尔施塔姆最后显得“在火力上被压住了，但也没有蒙受耻辱”。
在米沃什看来，这首献给斯大林的颂歌的语调是非常可鄙的，但对布罗茨基而言却并不陌生。在离开祖国之后，他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带着浪漫的、普希金式的感伤，然而，其中的讽刺和傲慢却是典型布罗茨基（和普希金式）的风格：
米沃什与布罗茨基
在他自己的诗作中，有一首题为《朱可夫之死》（1974）的作品，就如曼德尔施塔姆的颂歌一样，他将挽歌性质的赞美诗（挽这位民族英雄之死）和讽刺（英雄平静地死在他的床上，却没有人为他的死亡哭泣）联系在一起。当然，赞美的音调要低得多——主角毕竟只是一位将军，而不是斯大林，整部作品的基调也更具讽刺意味。此外，其时诗人生活在流亡之中，不依赖于诗歌的对象，所以这只是某种诗的锻炼。但在十年前，1964 年，布罗茨基写过一首诗，诗的题目令人惊讶：“Narod”，意思是“国家”或“人民”。在布罗茨基的语境中，这个词使用时通常带有讽刺意味：它是苏联用于宣传的词汇中的主要构件之一。正如阿赫玛托娃的某些作品一样，这首诗表达了跟人民团结一致的主题。但是从布罗茨基的文学环境来看，这首诗被认为是一种 parovozik(“小火车头”)。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让步，诗人这样做，是为了出版他的其他更重要的诗歌。列夫·洛谢夫在一篇名为《论阿赫玛托娃对“人民”的爱》的文章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他不仅引用了阿赫玛托娃对这首诗的赞赏，还引用了她在《安魂曲》中的儿行诗，其中同样使用了“人民”一词。《人民》一诗的基调是崇高的；苦涩与崇高的结合。这首诗，只在早期的地下出版物上发表过一次，布罗茨基后来就拒绝发表它了，连同其他早期许多他认为不成熟的诗歌。
米沃什也写过一首名为《民族》的诗，这首诗既是批判性的，又是悲哀的；这是他最经常被人引用的作品之一，不仅被他的赞赏者引用，也更经常地被他的批评者引用。它以如此惊人的文字开篇：“当闪电审判它时，世界上最纯洁的民族。在日常的劳作中，却显得轻率而狡猾。”它是这样结尾的：“这民族的一个男人，站在他儿子的摇篮边，／重复着直到今天徒劳无果的希望之语言。”这首诗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表达了一个见证者在穿越了五年的死亡、堕落和失败后全部的痛苦和羞耻。
布罗茨基的诗《人民》或他写给勃列日涅夫信中的爱国主义，似乎并不指向俄罗斯国家。瓦伦蒂娜·波鲁希纳（Valentina Polukhina）称他为俄罗斯的继子，因为在他还生活于国内时，他就没有写过一首“公民”诗。在流亡期间，接受采访时，他经常表达对于俄罗斯的矛盾心绪。1987 年，他在斯德哥尔摩出席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时，对他的波兰编辑耶日·伊尔格说：“波兰是这样一个国家，我对它的感情比对俄罗斯更为强烈……这显然是潜意识里的；说到底，我的所有的祖先，他们都来自那里，来自布罗迪（Brody），因此才有了我这个姓。”这是对波兰人所做的宣告。在接受立陶宛人采访时，他说，他的祖先曾经生活在立陶宛，说立陶宛语。这两项声明都是真实的，旨在与俄罗斯保持一臂之距。但他也表示，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俄罗斯更重要。“我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而相反的说法也同样正确。我不想俄罗斯，在我内心，没有思考俄罗斯这回事，因为那就是思考我自己。”
布罗茨基与俄罗斯的关系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为“爱”，他的矛盾心理在跟《选举报》总编辑亚当·米奇尼克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的是，对于一个在波兰文化中长大的人，很难从受害者或反抗之外的角度来理解和谈论帝国的问题。对波兰来说，帝国意味着压迫。即使是波兰帝国，波兰立陶宛联邦，或两国联邦都被人认为是个一盘散沙的单一阶级的民主国家，拥有一个民选的国王和众多的独立贵族以及吵吵嚷嚷的小议会。每个波兰孩子都被教导说，波兰当时是一个独特的具有包容度与多样性的地方。将波兰进行的征服和占领视为文明化的使命，这样的善意的看法是同一观点的另一种版本，它是违背历史的，却在流行文化的层面横行无阻。这种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而今天的波兰，一个具有国籍、宗教、种族的国家，被理解为整个波兰历史上一直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这种观点让我们很难理解约瑟夫·布罗茨基对于俄罗斯帝国的态度。
在我内心，没有思考俄罗斯这回事，因为那就是思考我自己。
《选举报》的对话，发生在 1994 年 11 月 10 日，也就是布罗茨基去世前的一年半，地点在米奇尼克到访纽约做讲座占用的新校舍的一间小公寓。必须补充的是，米奇尼克是一个亲俄派，热心地遵循俄罗斯政治学，懂俄罗斯语言和文学。他也是一名前异见人士和政治犯，而在这场对话中，他和布罗茨基之间的分歧并不是米奇尼克的无知所导致的。我当时就在现场，我记得当时的气氛很紧张，这种紧张只是部分地反映在后来刊登于《选举报》的文字记录中。米奇尼克认同俄罗斯的反叛传统，在他看来，恰达耶夫和十二月党人就象征了那个传统，他把布罗茨基归入同样的品位和传统。米奇尼克对布罗茨基的看法，也是仰慕这位俄罗斯诗人的波兰人共同的观点：他必须是一位自由派人士、倾向民主的异见者。然而，布罗茨基总是重复说，他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而在跟米奇尼克的对话中，他也拒绝了这一假设；他只对俄罗斯的个人或文化的层面有趣。“如果我确实代表了什么倾向，”他说，“那也是对于文化的理解，它不受政治史的限制。”他被米奇尼克使用的概括分类激怒了，“我不认为自己是俄罗斯知识阶层的一员，”他说，“也许应该拒绝这些精神上的分类，俄罗斯、东方、西方……谁有权力谈论两亿人？”但是，接下来，他自己也开始概括了，而这原是他所指责对话者的地方（“你错了，亚当”），他所引发的关于俄罗斯前景的话语是非常悲观的。“今天的俄罗斯完全是一个新的人类学的动物园……在俄罗斯，一段历史发生了，而它无人理解，数百万人乃至几代人过着完全不应是他们的生活。正如阿赫玛托娃说过的，人类的生命就像一条被转向的河流，奔流在不同的河床上。人们过着那不属于自己的生活，然后死去。”
正如我已说过，布罗茨基在谈到他本人和他的家庭时，经常回想起阿赫玛托娃的这些话。这些话所描绘的俄罗斯是一个被破坏的、没有成就感的扭曲的国家。自由，只有外在于政治和历史才有可能存在，它仅仅存在于个人的生活里，仅仅存在于对强加的分类和行动的反抗之中。在 1975 年，布罗茨基说过，在俄罗斯重要的是个人之间的团结，是在“你可以信任的人”中间的“一种友谊的文明”。他想谈的，不是俄罗斯，而是具体的人，是他们的生活与成就。“我们是在绝对个人主义的精神下长大的，”他对米奇尼克谈到他所说的“可以信任的人们”时说，“这很可能是对我们俄罗斯人的集体主义的一种反拨。……来到美国后，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我不知道我为何喜欢用‘我们’而不是‘我’——弄明白了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俄罗斯，我们比真正的美国人更美国，更个人主义。在我们的意识里，美国作为个人主义的化身，是一个典型的类型。”他还自嘲地补充说：“我是一只狗。当然，我拥有智力，但在生活中我通过嗅觉、听觉和视觉来引导自己。……我不再受公共意见的支配。”
布罗茨基在这里回避了俄罗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仅仅宣称了自己非政治性的身份。他确实关心政治，但是他从未忘记俄罗斯的帝国范围，他的政治思想的表述也没有遵循西方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他对于“中欧”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遗憾的是，在与米奇尼克的对话中，有整整一个部分在剪辑时被删掉了，而且已无法找回，这一部分涉及俄德两国的密切关系，也涉及联结俄罗斯的欧亚地区与德国西边广大的平原地带。布罗茨基的简短说法使我想起了当时的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它们对待波兰和处在它们之间的其他国家所持的共同态度。布罗茨基谈到他对俄罗斯神秘精神的强烈依恋，这种精神也是德国所共有的。这段对话，是在晚上很晚的时候，不知如何被对话会的参与者误解或者遗忘了，在随后的录音眷抄稿中被剪辑掉了。在场的波兰人，以及记录和剪辑对话会内容的那些人，对这样一个话题缺乏“倾听”，认为说话者是他们的朋友。他既然被认为是“我们”中的一员，他的想法自然会跟“我们”一样。
事实上他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另一个例子是布罗茨基对于乌克兰的态度。苏联解体似乎没有影响到他，他震惊于白俄罗斯，尤其是乌克兰脱离俄罗斯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决定。列夫·洛谢夫在他的布罗茨基传记中写道，布罗茨基对于俄罗斯的想象是“从白海到黑海，从伏尔加河到布格河”。对于乌克兰民族国家的建立，他的回应是写了一首诗，洛谢夫称之为“针对乌克兰人的长篇谩骂”。他继承的是普希金和曼德尔施塔姆关于波兰人以及向波兰人讲话的写作传统，据此，他对乌克兰人发表他的讲话；洛谢夫所引用的部分是粗暴的，充满攻击性的种族成见。这首诗的暴力可归因于布罗茨基的家族来自乌克兰，或者至少因为他们的姓氏来自现属乌克兰西部的布罗迪市。布罗茨基认为乌克兰是大俄罗斯的一个组成部分。基辅人的“罗斯”是俄罗斯建国的母亲，正如塞尔维亚人的科索沃是他们的摇篮一样。他激烈的谩骂激起了不安的科索沃人的联想。
在俄罗斯，我们比真正的美国人更美国，更个人主义。
布罗茨基在纽约皇后学院当众读过一次这首诗；有人从朗读的磁带录音上转抄下来，并在乌克兰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可想而知它引起的愤怒）。托马斯·温茨洛瓦告诉过我，他在听过这首诗后就建议布罗茨基不要发表。他听从了这个建议，没有发表；洛谢夫称之为布罗茨基唯一从政治上做过自我审查的例子。这种自我限制当然不是因为他害怕“政治不正确”，就像许多其他来自苏联的移民那样，布罗茨基对于国家在语言上的控制非常敏感，他认为，关于族裔、性别、种族和宗教的限制是一种新的压迫形式。他多次公开发表反对伊斯兰教和“东方”的言论，它们都在他的随笔文章《逃离拜占庭》里。这些言论，反映出他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关于东西方之间的对立，以及欧洲文化优越性。所以，当他“拒绝”东西方的分裂时，他的意思是想让俄罗斯留在西方。他不接受“中欧”的概念，也是因为这一概念会将俄罗斯进一步推向东方。米沃什也不想把俄罗斯挤出欧洲，但是布罗茨基的“欧洲”却更多地倾向东方。
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在散文中，布罗茨基从未放弃过帝国的主题。他完成于生命最后阶段的两部戏剧（也是仅有的两部），其情节都发生在普通的帝国场景中。米沃什在提到布罗茨基对“帝国”一词的使用时，像往常一样，以最大的善意理解他的朋友。布罗茨基说，他要净化俄罗斯语言，使之免受污染，回到“经过检验的、清晰的词语：帝国、暴君、奴隶”。在关于布罗茨基诗歌的第一篇英文评论中，米沃什说：“‘帝国’是布罗茨基的一个故意戏谑的词语。……对于俄国人来说，他们的国家也是一个帝国，也许是骄傲的来源，而对美国人来说，他们有一种捶胸顿足的奇怪习惯，它也许是羞耻的来源，然而现实是不可回避的。对布罗茨基而言，‘帝国’还意味着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陆，以及他所喜欢的纪念碑。”米沃什懂得布罗茨基对帝国的爱，尤其是对其空间的爱——空间的开放性；但对他本人来说，他每次说出这个字眼，都不得不咬紧牙关。他的诗作《墓志铭》听起来像是对布罗茨基的回应。这首诗还没有被翻译成英语，其中，米沃什写道，当帝国陷落，一如实际发生和应该发生的那样——大量的雕像随之毁灭，而我们听到被征服的人民空中的哭声——他们没能活到见证“那野兽的痛苦的时刻”。
布罗茨基一想到捷克斯洛伐克被入侵就感到羞愧——仿佛他也有责任；米沃什同情被征服者的痛苦。他写作《墓志铭》一诗，是在柏林墙倒塌前三年。那时他无从得知，这是那个压迫了他几乎一生的帝国最后的几年，这个帝国受到了“时间及其迟缓而轻蔑的判决”的谴责。
根据米沃什的看法，彼得堡的古典建筑是布罗茨基的艺术根基，然而，布罗茨基所使用的语言，却并不是“对称性的”。他是在反对苏联官方语言的伪古典主义，这使得他的语言是反古典主义的，支离破碎的，像一片废墟。它反映的是那个“晚期帝国”。不同于米沃什平静而有力的话语，布罗茨基的话语追寻着普希金的“疯狂的折中主义”。列夫·洛谢夫这样定义布罗茨基的风格特点：语调、主题和文化背景上的不断变化。西尔维娅·莫洛伊说，他的这种语言，“永远饥渴，永远欠缺，永不满足”。帝国在解体，叙述者患病且孤独。于是，帝国的主题就与废墟和死亡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根据米哈伊尔·洛特曼的观点，正是帝国的解体解释了布罗茨基在语言和风格上不拘一格的特点。“一个被毁灭的（帝国）整体，造成一种毁灭的话语，主题、引文、语言与风格的一个大熔炉，其中包括基本的微粒、暗示和典故。”布罗茨基语言的流动性，是他从一个面临崩溃的帝国中逃脱的适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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